我在“文革”初期的磨难
作者：张震
“文革”爆发之际，我正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职务。
对于毛主席所发起的“文革”，我与众多同仁一样，最初深感困惑。自1965年11月起，各类报刊接连刊登文章，对《海瑞罢官》、 “三家村”以及所谓的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进行批判，亦对所谓的“毒草”电影与小说口诛笔伐。我一度认为这些事件主要涉及地方学术和文艺领域，与军队的关联并不紧密。1966年4月下旬，华东局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，传达了关于罗瑞卿同志所谓“反党”的问题。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，内心感到难以置信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罗总长始终以忠诚之心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，且极具魄力和能力。
在会议中，传达了毛主席近期发表的数篇谈话，其核心观点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严峻性，并倡导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。当时，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粗浅理解，对问题的认识尚显模糊。回顾往昔，方才领悟到，这实际上是毛主席为了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而对党内高级干部的一次预先警示。
初夏的五月，应军委之命，我赴西北地区观摩我国第三次核试验。22日，在乌鲁木齐，我聆听了中共中央于5月16日发布的《通知》（亦称《五一六通知》）的传达。《通知》结语明确指出，类似赫鲁晓夫这般的人物，竟潜伏于我们身旁，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。我深刻感受到，这种表述与过往历次运动有所差异，其中暗含深意。参观临近尾声，与我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表示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盛情邀请我们在返回途中稍作停留于兰州。虽然我未曾踏足兰州，心向往之，然而面对国家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，我心中不免忧虑，最终还是决定尽快返回。
5月27日，我重返南京，恰逢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。此次会议着重对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等人所谓的“反党错误”进行了批判，并随之暂停及撤销了他们的职务。《五一六通知》成为会议的核心文件。在院党委会议期间，我向王平政委汇报了核试验的相关情况，鉴于其为国家核心机密，我们两人是在闭门状态下进行的交流。期间，训练部的一名同志前来汇报工作，我们并未开门。然而，后来有人据此“揭发”，指责我们涉嫌“密谋”，这一事件成为了“文革”中的一条“罪状”。
5月28日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，由陈伯达任组长，康生任顾问，江青、张春桥等任副组长。6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论。同日，经 毛主席批准，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。紧接着，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。就这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
——学院并未追随社会上的喧嚣。在8月上旬，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，并正式通过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即众所周知的“十六条”。毛主席在会上亲自发表了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面启动。然而，在这一时期，学院依然严格遵守军委和总部的指示，着重在干部与学员中开展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正面教育，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示以及中央的相关文件，确保了学院内部没有出现任何过激的行为。
——学院并未广泛张贴大字报。运动初期，我们采取了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策略，对于是否撰写大字报，我们既不反对，也不积极倡导，而是静待上级的决策。直至8月16日，军委发布了《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》，明确要求军队院校也要开展“四大”活动，破除“四旧”。在执行这一《纪要》的过程中，学院党委对张贴大字报的行为制定了一些限制性措施，例如，仅限在指定地点张贴，观看者须为23级以上干部，并需出示相关凭证。此外，特别强调撰写大字报时需注意保密，内外有别，严禁上街等规定。即便地方造反派试图在学院制造混乱，广大师生依然坚定地支持院党委的领导。
——学院并未设定所谓的“重点斗争目标”。自《五一六通知》发布以来，总政治部指示各单位的党委应着重推进宣传、文化、报刊、院校、出版和科研部门的文化大革命。对于这些部门，应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，对所有人员，包括领导干部在内，进行摸底和排队，从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整顿，对那些混入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，必须进行全面批判。在党委研究如何执行这一指示时，考虑到刚刚完成整风运动，已迈过“清政治”阶段，再次进行“摸底排队”存在一定难度。因此，党委决定仅提出“对那些混入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，各级党委需切实摸清情况，上报院党委进行摸底排队”。实际上，这意味着在基层不再进行“摸底排队”，而在具体工作中，我们只要求在宣传、文化、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和组织的整顿，而不进行“摸底排队”。同时，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并未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。我们认为，对学院领导的“摸底排队”应由上级负责。至于部、系领导及其他干部的问题，部分已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，无需再追溯旧账。
——教学筹备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。鉴于运动开展后，军委及总部尚未对学院招生事宜作出明确指示，学院常委的分工由我负责，确保开学准备工作万无一失。为此，我尽可能挤出时间，组织参与第13期教学的同志们总结教学改革经验，紧锣密鼓地进行学员招收的教学和物资准备，研究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人选，组织教员进行备课和试讲。有人因此批评我总是“心系教学”。当时，我确实是“身在运动，心在教学”。在招生问题上，军委和总部态度反复无常。起初，决定9月份照常招生，随后又改为推迟至10月份，紧接着又宣布取消招生任务，不久后，却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，且人数高达3000多名。面对这样的变故，作为院长，我从未松懈过对教学准备的重视。直至10月7日，总部才最终明确——停止招生。
总的来说，在那段时期，我们既积极投身于运动活动，又兼顾招生工作，学院的整体局面得以保持稳定，并未出现失控现象。对于这种局面，我感到相当满意。
“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，必须彻底废除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桎梏，与地方院校保持一致，严格遵循十六条的规定进行，充分激发民主活力，广泛开展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。”文件明确指出：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做法已“不再适应当前形势，应予以废止”，并要求“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小组、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，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”。
对此，我和王平在思想上均存有疑虑，然而，依据组织原则，我们仍需坚决执行。会议结束后，我们一同返回南京。10月10日，学院党委召开了全体会议，传达了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。同日下午，学院党委组织了各单位代表参与的协商会议，王平政委与我共同宣布了中断院党委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领导。宣布完毕后，我们随即离开了会场。自此，学院各级党委陷入瘫痪，基层党组织亦停止了运作。随后，中央将这一《紧急指示》转发至全党，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一场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的风潮，使得局势愈发混乱。
在党委暂停对运动的领导后，政治部代表党组织与群众进行沟通协商，通过各单位推选出的代表，正式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，通称“院文筹”。然而，学院内部部分不认同“院文筹”的工人与干部发起了反抗，他们冲击并控制了“院文筹”，将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员押送至北京，对其进行拘禁和虐待。正值严寒冬季，他们采取残酷手段，将人击昏后用冷水浇淋，导致这些同志至今仍遭受着严重的后遗症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及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亦纷纷前往军事学院串联，张贴大字报，进行辩论，煽动情绪，试图开展所谓的联合行动。然而，学院大多数同志对此类行径表示强烈反感，响应者寥寥无几。造反派于是在外散布谣言，称军事学院为“顽固堡垒”，指责其运动开展得“文质彬彬”，并扬言要“砸开、冲垮”。
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遍访学院各处，接受来自群众的批评与教育。我常思，身为学院的核心领导者，工作中难免会犯些错误或疏漏。把握这次机会深入群众，倾听他们的声音，接受他们的指正，无疑对提升我的工作作风大有裨益。我未曾乘坐汽车，亦未携带随行人员，而是选择骑自行车穿梭于各个单位之间。幸而我当时年近五十，身体状况尚可。尽管安保人员担忧我的安全，希望随行，但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，因为那样与群众交流起来颇为不便。自11月5日起，我先后向全院同仁进行了三次自我检查，重点检视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思想认识不足、行动跟进不力的相关问题。我的自我批评，得到了学院大多数群众的谅解。对于毛*主*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尽管我并不完全理解，但亦无过多疑问，面对问题时，我总是倾向于往积极的一面去想。
尽管党委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领导已告一段落，学院仍面临繁重的行政事务待处理。我的立场是：只要未遭遇“打倒”的命运，便应尽职尽责地管理。鉴于社会秩序的混乱，若学院出现问题，所受损失将不堪设想。在此期间，我多次主持行政会议，进行任务布置与工作检查。12月8日晚，南京军区紧急召开作战会议，通知我参与。会上，许世友司令员指出：地方上的造反派计划借纪念一二九运动之机，发动一场所谓的“新一二九运动”，这或许会冲击军事机关，因此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。
面临紧迫的形势，我迅速返回学院，即刻组织各部、系领导召开紧急会议，共同研讨应对策略。会议决定，增派若干人手严守校门，强化安全警戒。此外，我们决定将学院军械库的部分枪支发放给干部，以备自卫之需。为确保安全，枪支未配备子弹，并要求全体人员面对红卫兵的挑衅，坚持不还手、不还口的原则。当时，王平政委因身体原因正在休养，未能与会。次日，我特地向他进行了详细汇报，并已向军委和总政治部进行了报告，履行了必要的备案手续。
我们的行动激怒了造反派中的部分人士。当时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领头人蒯大富正在南京挑起事端。他接连两次前往军事学院，发表所谓“演说”，对发放武器和加强警戒的措施提出质疑。我们对此置之不理。一个普通的地方大学生，有何资格在军事学院评头论足、指手画脚！数日后，见社会上并未因此掀起波澜，我便下令机关恢复了日常的警卫模式。
原本以为此事已然平息，却不料在12月25日晚，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，对方指出军事学院加强警戒之举实为戒严，认为这是阻碍群众运动的行为，因此判定此举全然错误。紧接着，两天后北京方面转来了蒯大富的投诉信，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解释。显然，事情已经变得愈发复杂。
1967年新年的钟声敲响后不久，我继续接受着来自群众组织的批判。4日晚，我忽然收到了军委的紧急通知，要求我立刻前往北京参加一场会议。翌日，我即刻前往军区总医院探望了病中的王政委，并与他商讨了如何向军委进行汇报的最佳策略。我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觉得直言不讳恐遭上级反感，而编造谎言又非我们所能。最终，我们决定还是选择如实汇报。1月6日，我抵达北京，并入住京西宾馆。
本次会议的名称略显生硬，称作“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”。与会者包括军委、三总部的相关领导，以及全军各主要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负责同志，总计45位。会议由徐向前、聂荣臻和叶剑英三位元帅共同主持，议题聚焦于探讨军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问题。徐帅同时担任新成立的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。
抵达北京的前夕，张春桥、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掀起了所谓的“一月革命”的风暴。在这个时刻，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汇聚一堂，最热议的话题便是对社会混乱现状的不满，以及对军队可能陷入混乱的担忧——毕竟，这样的苗头和征兆已然显现。会下的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会议本身。在汇报过程中，大家纷纷提出这些问题，并期待军委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会上，总政要求我对军事学院所实施的所谓“戒严”情况进行说明。我如实汇报了真实情况，他们便不再深究此事。
会议初期，出现了一则意外。不久前，我发现几位同志缺席。经询问，才了解到他们被林彪召集去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。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向我透露了会议内容，并出示了他的记录。会上，林彪对彭总、贺总进行了无端的指责，称他们为“兵痞”和“土匪”，指责他们是“大阴谋家”和“凶狠的杀手”。林彪还提及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历史纠纷，并点名批评了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。他还提到彭德怀原名彭得华，暗示他有篡位野心。这让我预感到，在此次运动中，我可能难以幸免。
就在我百思不解、十分苦闷的时候，又传来了新的噩耗。一天，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，沉痛地告诉我，东海舰队司令员，陶勇同志去世了，死在一口井里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，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，一念之差，出此下策，尚不得知。我听后，悲痛地哭了。在当时的情势下，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，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会议期间，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。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关锋等也到会讲话。能够听出来，虽然都表示拥护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但着重点明显不同。简单地说，前者侧重保持稳定，后者侧重放手发动。
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，我们几乎每日都能听闻军事机关遭遇冲击的消息。听闻这些，众人的心情愈发焦虑。那几日，每当我们相聚，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一话题，言语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激动的情绪。我们不禁怀疑，毛主席是否洞悉了社会的实际情况，因此纷纷呼吁毛主席能够亲自接见我们。
“我们坐在下面，更能倾听讲话，岂不更好？”
毛主席曾言：“你们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的阵营中，如同戏台上亮相一般，鲜明表态。有些同志误入保守派阵营，务必转变立场，站在正确的这边。”他特别赞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，称赞他敢于会见两派群众，其家庭亦因此保持安宁。
随后，毛泽东主席进一步阐述了支持革命左派观点的重要性，随后他询问众人是否还有疑问。此时，许世友挺身而出，表示疑惑：“戴高帽子本是针对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，为何现在连我们自己也受到这样的对待？多年来我们一直跟随毛主席，如今却被当作地主一样对待，这让我感到难以理解！”
毛主席以其独到的幽默感，与许世友开起了玩笑：“瞧你这样，不化妆简直就像那猛张飞。”他接过话茬继续说：“他们把我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提到的做法给用上了。戴高帽子、打翻在地，甚至还要踩上一脚，这原本是用来对付那些土豪劣绅的。可如今，动不动就戴高帽子、搞喷气式，这种行为实在不妥。你们不便开口，那就让中央文革来表态。同样的话，我说可以，你们说就不行。”
最终，毛主席强调，务必保持团结，始终以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。我们这些人若不能维护团结，那将何以自处。我们必须倡导大集体主义，摒弃狭隘的小团体主义。无论对方是否熟悉，是否曾有过反对，只要他愿意为事业贡献力量，我们就应当团结一致。过去，虽有人曾对我持有异议，但他们误判了，对此我深表感激，因为他们促使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。
会议结束后，众人带着轻松的心情重返京西宾馆，心中预期毛主席的讲话将稳定局势。然而，当晚甘渭汉同志便接到从成都打来的电话，告知家中已被造反派所占。此后，接连不断有关于其他领导同志遭受造反派批斗的消息传来。
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按捺不住焦急，竟两次派人赴京，甚至送来一顶象征性的高帽，限期我即刻返回接受审查。我耐心解释，指出军委正在召开会议，会议结束后我将立即返回，向群众阐明自己的“问题”。军委办公厅的同志也介入此事，进行调解。然而，他们依旧充耳不闻，威胁如果不从，便将采取强制措施。
在楼下的接待室，我接待了来自军事学院的造反派，并重申了情况。他们可能察觉到双方人数势均力敌，因此未敢采取行动。许世友听闻此事后，主动询问我：“你带了几个随从、几支枪？”我不知他有何意图，便如实回答：“带了两人和两把枪。”许世友听后，欣然表示：“我这边也有三人三枪，会一同保护你。”这样一来，造反派便不敢轻易对我下手了。
昔日，会议场合尚可携带枪械。许世友将军深恐造反派会对京西宾馆发起冲击，遂命我将随行人员交由他指挥调度，并令我与皮定均将军共同负责守护楼梯口，严守宾馆的第12层，一旦遭遇冲击即行自卫。许司令员的良苦用心，我自是心领神会，然而内心却不禁思忖：若真如其所言，局势恐怕会更加复杂，后果亦难以预料。众人纷纷劝告许司令员保持冷静，处理此事，更有同仁向中央提交了报告。周总理也特地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本次军委扩大碰头会历时一个多月，在春节前夕圆满落幕，与会人员纷纷踏上归途。在会上，众多大军区领导对我表示了深切关怀，并纷纷为我出谋划策。杨得志将军劝我前往济南欢度佳节，称彼处相对安全。许世友将军则告诫我，军事学院的造反派行事蛮横无理，劝我暂缓返回南京；若情况不允，他愿意陪同我前往无锡，若依旧不行，便建议我返回大别山。此外，许司令员还特地联系了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，恳请他带我至厦门暂避一时，并信誓旦旦地表示，三个月后一切都将恢复平静。
我深知此刻不宜外出，唯有返回军事学院。我婉拒了众人的好意，声称“问心无愧，无需畏惧南京之行”。2月8日，我搭乘飞机返回南京。飞机一着陆，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便迅速围上来，将我强行带走。当晚，他们剥夺了我的领章和帽徽，将我置于凳子上施行“喷气式”惩罚，并不断追问为何实施“戒严”。
这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，我的日记本遭到没收，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日记写作习惯被迫戛然而止。紧接着，我的腰部遭受重创，生活自理变得举步维艰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将我送回家中休养。尽管如此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我的伤势并未明显好转。到了四月初，我不得不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。在此背景下，军事学院内逐步形成了两股对立的组织势力，派性争斗愈发激烈。
26日上午，学院内部分成员前往军区总医院，要求我返回学院参与批判活动。我以身体状况不佳，无法起身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。对方却强调即便身受重伤也应坚守岗位，甚至提出即便乘坐担架也要返回。尽管医生出面进行劝阻，但他们依然不为所动。到了28日，他们不顾我的意愿，强行将我“转移”至另一医院，并最终将我用车送回学院，把我安置在教室内的一间狭小的房间内。
在30日的清晨，一位医生递给我一杯牛奶。饮下不久，便感觉身体不适，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腹胀与呕吐。他们恐怕承担后果，遂于当日将我送回军区总医院。自此，我连续数月饱受呕吐之苦，不论尝试何种药物，均未能缓解，生命只能依靠输液维系。我时常感到身体冰凉，即便是在五六月间，亦需身着棉衣，身体虚弱至极。
我的讲稿中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与错误，但指责其为“借红旗之旗反红旗”则是混淆黑白，我坚决不能接受。在学院的工作中，我始终坚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，深入理解其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理念、观点与方法。我认为，这并无任何过错，我始终如此认为。
“摄于彭总起义处”。不幸的是，造反派抄家时发现了这张照片，视为珍宝，对我质问为何在1960年仍称彭德怀为“彭总”。我辩称彭德怀身为共产党员，中央始终以“同志”称呼。他们对此无言以对。正因为此事，1975年为我平反时，留下了一丝遗憾。随后，造反派归还了被抄走的影集，却唯独少了这张照片，其下落不明。
二是1961年，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负责编纂《平江革命斗争史》，并成立了编委会，收录了平江籍军队中担任大校及以上职务的军官以及地方上省、部级及以上的干部名单。总计70余人，我亦位列其中，实则仅挂名而已，并未参与实际工作。然而，造反派却声称此书旨在为彭德怀“平反”。
三是，在1957年12月，我撰写了《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》一文，借此再次倾诉对已故老领导、老战友的深切怀念。鉴于彭雪枫同志曾长期服务于红三军团，造反派便将他同彭德怀、黄克诚相提并论。坦白而言，对于前两条所谓的“罪状”，我并未过分介意，然而第三条，却实实在在地刺痛了我的心灵。竟有人为了陷害我，将已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彭雪枫同志重新搬上舞台，污蔑其名誉，此行为实在令人费解。
在1967年9月，我向周恩来总理亲笔撰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件，其中阐述了我对彭雪枫同志历史功绩与不足的认识，并坚信他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我恳请中央对此给予回应。当时，我深知总理面临重重困难，但若非向总理求助，我又能向谁求助呢？后来得知，在林彪、江青等人干扰以及长期繁重工作压力下，总理不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，以至于连签署文件都变得异常艰难。若我早些知晓这一情况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给他带来额外的困扰。
第三大“指控”，便是所谓“在文革期间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说法。有人指责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缺乏深刻理解，以及在运动领导方面存在不足。对于这些指责，我并未予以否认。
外训系需坚持正面教育，严禁实行“四大”，并与军事学院断绝联系，相关工作由南京军区直接负责管理。
据此要求，我着手设立了军事学院外训临时党委，并经军委批准，担任了党委书记一职。在我仍保有行动自由期间，常至外训系巡视，对教学状况进行一番检查。自被拘禁起，具体事务则由外训系及外训办公室的徐舫艇等同事负责处理。政治部副主任陈煐负责外训事务，亦倾注了大量心力。特别是外训系经过数年训练，已具备一定的基础，负责外训任务的杜夫、王湜两位同志责任心昭著，能够排除万难，确保外训任务的顺利完成。在“文革”初期那段混乱的时局中，这无疑是一桩令人欣慰的成就。
那年的夏日，部分外籍留学生亦受到我国国内形势的波及，纷纷萌生了参与“革命”的念头。面对这一棘手问题，学院并无定夺之权。我急忙拨通了叶帅的电话，恳请前往北京进行汇报，并就学院的外事培训工作进行请示，最终得到了批准。
8月27日，我与学院外训办公室的同事们一同抵达北京，入住京西宾馆，静候向军委办事组进行汇报。起初，他们曾承诺将安排一场会议，以便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。然而，到了会议当天，当我携带着汇报材料抵达会场时，机关的同志却告知我，此次会议不再包含此议题。此后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再无人对此事予以关注。
面对无奈之境，我再次拨通了叶帅的电话，直接向他请示。叶帅叮嘱我道：“切勿返回南京，就在京西宾馆暂住。”京西宾馆被誉为干部的“避风港”，驻足于此相对更为安全。若身体不适，可前往301医院就诊，健康才是首要。那些人毫无道理可讲。我对叶帅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内心倍感温暖。他所说的“那些人”，我自然明白指的是何方神圣。
我在北京进行工作汇报时，未能遇见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。偶然间，在京城西郊的一家宾馆电梯内与他们不期而遇。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作会等，我们过去都是熟人，有的曾是同窗，有的曾共事，但此刻他们却面无表情，仿佛陌生人一般。我也没有主动搭话。双方在沉默中对峙了数十秒。虽然这一刻很短，却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用那时的流行语来说，真是“是否亲近，全看路线”。之后，总参的一位副总长在深夜打电话过来，语气严厉地质问：“谁让你来北京的？立即回去！”我也情绪激动，用同样严厉的语气回应：“是叶帅让我来的，你不配管！”
“滚滚长江水，巍巍紫金山。昔日龙虎地，今只隔江观。”这字里行间，无不透露出我内心的无奈与感慨。
在我被揪斗的时候，王平政委的处境更为困难。9月16日，中央军委电告军事学院，说王平是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，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”，并决定对他停职反省。对此，我感到很难理解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，也做过违心的“表态”，至今仍为憾事。
我与王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我们时常促膝长谈，分享彼此的思想，观点出奇地吻合。记得有一次，他来我家商讨工作事宜，在我送他出门之际，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我们如同风雨中的扁舟啊！”此言因触动心灵深处，我特地将其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。“文革”的岁月里，面对困境，我们总是相互扶持，彼此慰藉。
王平因病住院做了手术，可造反派还要去干扰他。为了让他安稳治病、尽快恢复，5月13日我给军委叶副主席、总政萧华主任发去急电，报告王平的病情：“军区总院认为，至少尚须全休3至4个月，最好到外地治疗。”17日，总政复电：“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。”21日，叶帅也给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发来急电：“王平同志因病刚做过手术，根据他的病情，尚须恢复一个时期。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，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，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。”这样，使他得到了治疗、休养的条件。
1967年11月下旬，我回到学院，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“看管”起来，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，继续接受“审查”。
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我，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。1968年5月22日清晨，他们趁我上厕所，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，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。我顿时昏死过去，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。随后，他们又将我在地上拖、拉几十米，还用铁棍猛打，致使全身多处出血，沾满衣裤。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，有人用鞋打我的脸，用脚踢我的腰，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，搞“喷气式”。这件事，轰动了全院。
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，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，直奔北京，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，虽然被秘书挡驾，未能见到粟总，但他知道后，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。周总理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。许司令员派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到学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，要求他们“注意张震的安全，不能再发生问题”。
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，我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。医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，气愤地说：“太野蛮啦！”从5月26日起，我又连续呕吐，10多天不能进食。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，我恐怕难有今天。
1975年，我调到北京工作。粟裕夫妇请我和龄松吃饭。席间，谈到连阳带血衣来北京一事，粟裕说：当时秘书没有及时给他讲。他得知后，狠狠地批评了秘书一顿，并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。“
文革”以来，我连遭不幸，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龄松时时为我担心，经常安慰我，相信我能够度过这一“难关”。5月22日的事件发生后，她毅然派连阳到北京反映情况，使我得到周总理的保护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当时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，经常被派去下乡，后来还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
大儿子小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。他经常写信、打电话，表示坚信自己的父亲是革命的。在南京的几个孩子，连阳上大学，海阳在高中，宁阳、燕阳读初中。在我被“关押”时，只要条件许可，他们就陪伴着我，照顾我的起居生活。地点变化的时候，海阳经常跟在我身旁，连阳在外保持联络，把我的情况及时告诉家中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增添了我的勇气和信心。
在“文革”最困难的时候，许多老战友不顾个人安危，奋力保护我，关照我的家庭，如南京军区的刘先胜、陈子贞夫妇，方中铎、张蓉夫妇，谢胜坤、路慧明夫妇，还有军事学院的雷绍康、陈方黎夫妇等。1968年春季征兵，宁阳来看我，并说想参军。在被“关押”的房子里，我给南京军区装甲兵萧永银司令员、谢云晖政委写了个纸条，他们很快就满足了宁阳的愿望。“文革”中，还有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，也给了我许多支持和帮助。每想起这些，感激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从医院出来后，依然要挨批斗，接受审查，不能回家。我常常回想起“文革”以来的种种情况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已经动荡两年多了，许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领导、老干部被打倒，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；许多地方党委、政府工作瘫痪，社会秩序失控，一片混乱；工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……渐渐地，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产生了疑问：这样搞法，行吗？
1968年8月，军委办事组决定：对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，由南京军区派六十军的少数干部、战士执行。此前，由地方派来的工宣队已经进驻学院。这样，军管会、工宣队就共同负责对我的审查。12月26日，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对我的审查仍在继续进行。
1969年2月，军委办事组决定撤销军事学院。消息很快在全院传开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当时，学院有句话，叫做“活宝没人要，死宝有人抢”。所谓“活宝”，是指从刘帅起，精心培育起来的一支优秀的教研队伍和干部队伍。学院撤销后，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公正对待，自然也得不到正常使用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和王平政委联名给军委写信，引起了军委的重视，才逐步得以解决。但许多教研人员工作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，实在是不小的损失。
所谓“死宝”，是指学院大量的物资、装备。学院撤销后，教研人员呕心沥血编写的教材、资料散失殆尽。全院同志艰苦创业、勤俭节约购置的教学设备和器材，均遭到严重破坏。有的人为了要樟木箱子，把里面的档案、资料一捆捆地扔掉，实在可惜。看到自己学习、工作多年的学院落到了这种境地，愤慨万分而又无力挽回。这笔账，也要记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头上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使军事学院遭受了一场浩劫。这所由刘伯承元帅亲手创建、曾为我军培养了近万名高中级指挥干部、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我军高等学府，从此不复存在，损失难以估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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